陆瑁 年少时就爱好学习，信守情义。陈国人陈融、陈留人濮阳逸、沛郡人蒋纂、广陵人袁迪等，都是出身贫寒而心有大志之人，都前与陆瑁交游相处，陆瑁常分出自己珍美物品与他们共同享受。以至于同郡人徐原，移居会稽，与陆瑁素不相识，临死前留下遗信，把自己幼小的孩子托付于他，他给徐原修建坟墓，收养教育徐原的儿子。陆瑁的叔父陆绩去世很早，留下两男一女，都只有几岁就返归乡里，陆瑁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到长大后才分开。州郡征召举荐他，他都不去就职。 

当时尚书暨艳极为热衷于对人物褒贬评议，在选议三署官员时，颇喜爱宣扬别人不体面的过失，以显示自己严于谴责。陆瑁致他的信说：“圣人嘉奖善良同情愚昧，忘人过失记人功绩，以此成就良好的教化。加之如今帝王基业刚刚建立，将要一统天下，此乃汉高祖弃人之瑕录用人才的时代，如果能使善恶泾渭分明，崇尚汝颍名士许邵、许靖兄弟月初评议人物的作法，倒确实可以整肃风俗、昌明教化，然而恐怕不容易做到。应当远则效法孔子泛爱天下，中则学习郭泰普救他人，近则考虑到有益于帝王大业的创建。”暨艳不能照陆瑁所说的去作，终于招致败亡。 

嘉禾元年（232年），朝廷公车征召陆瑁，任他为议郎、选曹尚书。孙权忿恨公孙渊巧诈反复，打算亲自前往征讨，陆瑁上疏劝谏说：“为臣听说圣明的君主驾御远方的外族，只是笼络保持良好关系而已，不是长期获有这些地方。所以古人划分国土，称这种地方为‘荒服’，是说这些地方恍惚无定，不能长久保有。今日的公孙渊乃东夷小丑，远隔海角，虽徒有人的面孔，但与禽兽没有两样。国家所以不爱财宝遥远地赐予他们，并非是用来嘉奖德行道义，其实是想诱导摆弄他们，以便谋取他们的马匹。公孙渊骄横狡诈，凭借地处僻远而违背王命，这是荒蛮地方人的常态，哪里值得过分惊怪呢？从前汉朝各位皇帝也曾处心积虑地安抚和好外夷，使节驰骋散发财货，中原的产物充满西域，虽说这些外夷有时也恭敬顺从，然而他们杀害使者、侵略财物，不可胜数。今日陛下不忍下这口愤愤难平的怒气，想越渡大海，亲自踏上那块土地，群臣议论，私下都认为心中不安。为什么呢？北方的敌寇和我国土地相接，倘有可乘之机，便会应时进攻过来。我国之所以越海求马，曲意地对待公孙渊，是为了解救目前的亟需，消除心腹隐患，如果转而弃本求末，舍近求远，因为气恼而改变计划，激怒而出动大军，这正是狡猾的敌人所乐意听到的消息，非我大吴的上好计策。此外兵家的策略，是以劳碌使敌人疲惫，以安逸来等待对方，得失之间，头脑清醒者获得的机会多。况且沓渚至公孙渊处，道路还很远，现在到达敌方岸边，兵力一定得分成三股，其一是派强大的主力部队进取，其二以一部分兵卒守卫船只，其三用一些部队转运粮草，出征的人即使很多，但很难全部用上作战。加之徒步背运粮食，经过长途深入敌人腹地，而敌方马多，随时都可以拦截我军。如果公孙渊玩弄诈术，与魏国关系并未断绝，我方出兵之日，他们就会唇齿相依互相救助。如果他确实单独与我方对敌而无所依赖，他又会因为畏惧而远远逃遁，恐怕就难以一下子歼灭。假如陛下征伐兵卒被滞积于北方的土地上，而山越贼虏又乘隙而起，恐怕这就不是绝对安全的长远思虑了。”但孙权并不听从他的意见。 

陆瑁又上书说：“战争之事，本是前人用以诛讨暴乱、威慑四夷的，然而这种战争都是在奸雄已被铲除，天下太平无事，君王从容地坐在朝廷之上，以闲谈的形式谈谈而已。至于中原混乱，九州交错之时，大抵都该加深根基巩固本体，爱护国力珍惜费用，致力于自己国家的休养生息，以待邻国敌人的衰败，没有正处于今日这段时节，反而舍近求远，以此疲惫自己军队的。从前尉佗反叛，僭称帝号，当时天下安定，百姓富庶，兵员的数额，粮食的储积，可说很多了。然而汉文帝还是考虑到征伐边远之地不容易，虽说也大兴军旅，但只是告喻尉佗而已。如今凶顽敌人尚未歼灭，边境不断传递警报，即使是蚩尤、鬼方那样的叛乱，也得根据情况缓急而区别对待，不宜以公孙渊作为首要问题。希望陛下抑制威怒运用良计，暂且稳定六军，潜心深思长远规划，以利日后的谋划图取，这样天下人就是大幸了。”孙权再次阅览陆瑁的上书，赞赏他言词有理正直真切，于是没有出兵。 

赤乌二年（239年），陆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