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1890年出生于广东防城港(今广西防城港)，汉族客家人，粤系军阀代表，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华民国农林部部长。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则颇多建设，有南天王之称。

1950年4月海南解放，陈去台湾，任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1954年11月3日晨，陈因到台北“风化区”探测办学校址，突患脑血管栓塞症，卒于村舍。

陈济棠于1890年2月12日出生在东兴马路镇客家人聚集区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季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他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8岁丧母。他性孝，待人接物总显出一片忠诚，故颇受人称颂。16岁时应乡试，榜列第3。因感于国家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他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曾先在县城习警政，后于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他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他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之后任粤军军官，从排长累升至团长。

1913年，陈济棠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在广东地方部队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1915年，他参加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战争。失败后，辗转到肇庆投护国军的林虎部。1917年，他奉命率部驻防阳江剿匪。乱平后，他率先以兵工作修桥建设，因而积功升任营长。1920年粤桂战争中，他脱离了林虎部。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他应邀在该师任第四团第1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反对孙中山，并要挟广东所有部队参加他的反叛行动。团长陈铭枢因参与反对孙中山感到内心惭愧，不久离职去南京，第四团暂时由陈济棠统领，回驻肇庆。年底，孙中山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表示支持孙中山。此时，奉陈炯明之命去梧州指挥打滇桂军的叶举，路过肇庆，逼第1师将领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在李济深的布置下，陈济棠与邓演达、张发奎奋起兵变，配合滇桂军合力进攻，击败了陈炯明的叛军，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1月，陈济棠升任第1师第2旅旅长，率部随师长李济琛移驻江门整训。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1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陈济棠指挥第2旅配合张发奎、邓演达部攻破肇庆城，并乘胜占领了西江。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会师，成立西江督办公署，李济琛任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此后，他奉李济深之命与徐景唐等曾3次率部入广西，协助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收拾桂局，解决了沈鸿英、陆荣廷的部队，统一了广西，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济棠任第十一师师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陈济棠留守广东，被任命为钦(州)廉(州)警备司令。该年秋冬间，陈率部参加第2次东征和南征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虽然陈济棠自诩为“中山先生坚定的追随者”，但他却始终不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驻北海期间，陈济棠压制工、农运动，排斥进步青年，无所不用其极。他长期与胡汉民、古应芬等国民党铁杆右派来往密切，是国民党内部最早喊出“清共”的叫嚣者。此外，他又使其兄陈维周承办各项捐税，从中牟取暴利，引起了各方不满。

面对外界的强烈指责，陈济棠不得不在1926年底辞去第十一师师长的职务，去苏联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考察。四个月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广州进行大屠杀。在国外的陈济棠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遂前往南京，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份反苏反共的报告。正逢“宁汉分流”的蒋介石，得此“见面礼”如获至宝，马上就让陈官复第十一师师长原职。

回到广东后，陈济棠大肆扩编军队，排斥邓世增等异己，培植自己在粤势力。随后，他在“反共先锋”薛岳的相助下，让叶挺、贺龙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入粤的计划受挫，同时，他还平定了张发奎、黄琪翔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夺取广东的“张黄事变”。连立“大功”的陈济棠受到了蒋介石的格外器重，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同时为广东西区善后委员，下辖广州等广东最为膏腴富庶之地。

1927年北伐期间，共产党在南昌武装起义，叶挺、贺龙南下广东潮、梅一带。陈济棠率军阻截。1928年后任第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曾率部镇压工农武装。

1929年3月，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蒋桂战争起，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在汤山，陈济棠支持蒋介石。之后，陈升任第4军军长兼广东绥靖委员，驻扎广州，4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掌握了广东省党政军大权，人称“南天王”。

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

1930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和张发奎，为策应冯玉祥、阎锡山作战，乃放弃广西，挥军入湘。陈济棠获悉桂军入湘后，即命余汉谋师至贵县接替蔡廷锴师防务，将蒋光鼐、李杨敬、蔡廷锴师调至韶关一带，集中待命。6月3日，张桂军攻占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蒋介石急电陈济棠派兵入湘，截击张桂军。陈即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杨敬)入湘作战。6月10日，粤军突然攻占衡阳、衡山、安仁一带，把张桂军拦腰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迫使张桂军于15日放弃长沙，退屯礼陵。时其后续部队黄绍竑部，也被堵截，屯聚于祁阳。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他裁减军队，削减军费，蒋支持的省主席陈铭枢又同他明争暗斗，更引起他的不满。

1931年，乘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古应芬病死，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1932年，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

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初时，陈犹豫重重，迟疑不决，一怕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纠缠，难于摆脱，二怕蒋介石乘粤军在赣南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防守赣州的蒋军马昆旅长频频来电告急，蒋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议和决定，火速出兵，陈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去解救赣州蒋军之危。但范旅到达新城时，遭红军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遂派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又一个旅担任福建、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陈对余部交待，同共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要加强县城或镇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队出击“扫荡”。不久，陈又派黄任寰的独立一师进驻闽西，参加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的“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饶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春和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1936年，联合桂系，发动反蒋抗日的“六一事变”。失败后经香港赴欧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济棠由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委员及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1940年春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日本投降后，陈济棠奉命为两广宣慰使，由重庆回到广州。他一面使林翼中进行谋取广东省参议会议长一席，一面和一些文武旧部，共同创办了珠海大学、海洋渔业公司和一个供失业的中上级旧部居住的新村，借此恢复势力，重掌广东政权。

1946年，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

1949年，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

1949年4月，陈济棠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琼崖行政长官。就任后，他大力改善海南岛的落后状况，成立琼崖行政长官公署，内设军事、交通、民政、教育、财政、实业、农林、卫生和秘书等处，并将琼崖十七个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同时，他还以私人资财支援地方建设，企图以此岛作为国民政府反攻的基地。他命令各县市编练必要的保安部队，由区保安司令直接指挥，“进剿”中共领导的人民游击队。行政长官公署编练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10月，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和陆军三个军，像潮水般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正副总司令，陈济棠则专管民政。此时，他见大权旁落，便把他的嫡系部队两个师调防榆林港，准备逃往台湾。

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陈济棠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及总统府资政。他正欲在台设德明中学校，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不料于1954年11月3日在勘察校址时，突然患脑血管栓塞去世，终年六十三岁。获厚葬于台北市新北投。陈济棠举殡时，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仪仗。

主要贡献

治理广东

陈济棠1929年至1936年在粤主政期间，对广东发展颇有建树。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以及广州30多条马路等市政建设成绩显著，惩治贪官污吏、整顿税务机关、保护农业发展、因地制宜地将广东农产品工业化，他在整理财政方面也颇有心得。陈济棠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他认为“为政在人”，因此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实行考试，以资选拔。

陈济棠还提出“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提倡民办中、小学校，设立图书馆，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在短短的三年内，广东全省小学和中学分别增加了400余所和60余所，小、中学生人数分别增加了14万和1.6万人。而因为一直怀有深沉的传统文化情结，陈济棠还在广东发起了“复古运动”，他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并曾以“一介武夫”的身份与大学者胡适展开过论战，使国人为之瞩目，成为当时中国传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治粤期间，陈济棠倾力于地方建设，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当时即广受好评，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

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柏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建设贡献

陈济棠在粤期间为广州市政建设作了不少工作，同时，陈济棠在其故乡的现代化建设中也作出不少努力。据当地人介绍，陈济棠曾在欧洲购置两台火力发电机，一台放在广州，而另一台则在防城港，并兴建发电厂。“这是当地最早的发电厂”。原防城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耀恒是陈家后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就在当地见过发电机。为了维护发电机的运行，陈济棠在广州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技术人员去防城港。“他拿的工资最多，吃得也最好。”陈耀恒对该技工魁梧的身材印象深刻。除此，防城港最早的新式图书馆就是由陈济棠兴建以其父之名“谦受”命名，至今还在。据介绍，陈济棠主粤期间，还为家乡创办了防城中学、防城医院、慰慈救济院等多样新式民生机构。

为红军让路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全丧失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粤北。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介石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连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自己的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些天来，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经过周恩来、朱德固执地反复劝说，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粤方代表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击”和“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还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两广事变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

6月1日，他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委他与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任他与李为正副总司令，公开揭起抗日反蒋旗帜。2日，西南两机关对南京发出冬电，呈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各民众团体通电响应。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4日，陈济棠与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西南将领三十名通电响应，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此时，陈济棠已将第一集团军扩编成五个军、十五个师，约二十万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扩编成四个军，约十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三十万人，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命刘斐和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确定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9日，其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蒋介石一面电陈迅速撤兵，一面急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向西南调集军队。此时，被蒋派到广州活动的蒋伯诚，对分化和收买陈的部下也收到效果。7月4日，陈部军队余汉谋由广州到大庾，召集第一军将领商议，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集中兵力准备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进行兵谏。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赴香港，翌日通电反陈。此时，西南两机关的肖佛成、陈融、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13日，陈济棠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免除本兼各职。14日，余汉谋在大庾宣誓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收买，声明服从“中央”，并着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分乘三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七十二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抬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推崇国学

陈济棠是中国近代少见的儒将，不但嗜好国学，且一生以推崇国学教学为使命。在陈济棠主导下，西南政务委员会拟订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其中，对民生、教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较多关注，促进了这些事业的发展。以教育为例，在计划实施之后，广东的教育经费1935年达503万元，比1930年增加132万，占全省预算10.8%。除加强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外，还创办了省立襄勤师范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

陈济棠发展教育尤其以传统“忠孝”为主导思想。他提出尊孔议案，要全省大中小学校一律提倡“尊孔读经”，把《孝经》列为中等学校以上的必修课程;又组织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开设讲经班，研究经义，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的祀典等。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南下，在香港演讲就公开批评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结果深为陈济棠所恶，强令取消胡适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并驳斥胡适“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我有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建设就是实施三年施政计划，可以尽量借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礼聘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

陈济棠还热爱中医，主持成立广东仁爱善堂向贫苦者赠医施药。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方面有关中医政策的制定纷争未已。陈济棠主导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则多次为中医发言争取权利。1934年，他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李宗仁、邹鲁等各常委为中医药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陈济棠这些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在当时充斥“全盘西化”，民族自信完全丧失的时代背景中是十分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