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1862年1月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

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81年归国。曾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孙中山政见分歧后，政治消沉，后任中山县县长。上海沦陷后，与各方暧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盛传日敌拟利用绍仪等组织华中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戴笠派特务赵理君于1938年9月30日将其刺杀于家中。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留美回国

1881年，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人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1884年遭遇甲申政变，唐临危不惧，持枪坚守穆麟德宅，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1885年，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

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

1895年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斐然成就

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1908年10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第二年7月回到北京，此行他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加入同盟

1911年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于1911年底，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后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第一任内阁总理。经孙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会。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但是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1912年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组建内阁

第一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立后的第一个内阁，也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期的第一个内阁。

第二次唐绍仪内阁：成立于民国11年(1922年)8月5日，结束于同年9月19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并没有到任。

南下革命

1916年5月，段祺瑞组阁，以他为外交总长。9月17日抵达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军团的通电反对，于是于9月29日辞职。同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9月17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的大元帅，并任命他为的财政部长，但他始终未就任。

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唐绍仪被国会推为七总裁之一。

1919年初，南北和谈，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5月4日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仍以唐绍仪为财政部长。

担任县长

1929年，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1931年3月16日，唐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

惨遭错杀

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未成事实。

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抗战初期，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

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

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

据称唐被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3:50气绝。唐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蒋介石下令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