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封为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兼中书令，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进封瘅王。九月初八，册封为皇太子，任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十四日，朝拜太庙。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下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手握手板，南向站着，听辅臣参决各司事务。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

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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