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市吴淞区行动会宣传部部长，中共鄂豫边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互济会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粤赣湘边区纵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

1926年8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军人同志会，揭露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分裂阴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军校，左洪涛为了逃过反动派的捕杀，辗转至武汉，加入张发奎第四军的军官教导团，参加秘密群众组织工农兵委员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离开教导团，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上海江湾区委宣传部干事、吴淞区委宣传部长等。

1930年4月，因指挥数千人在法租界的大世界门前举行声援南京和记蛋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游行示威，被捕入狱。

1932年2月，刑满释放，回上海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第二次被捕入狱，受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始终保守党的机密，被判刑5年；在狱中，面对非人的待遇，左洪涛写了《沉痛呼声》一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残酷迫害政治犯的罪行。此文由《生活知识》杂志刊出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强烈反响，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织织声援。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统一战线建立，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左得以出狱。随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经郭沫若介绍与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中共党员加入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组成战时服务队，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革命工作。左与服务队中的10名中共党员组成特别支部并任支部书记。

1938年5月“特支”到武汉后，周恩来对左洪涛等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党组织批准你们去。”

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左与何家槐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左以民族大义说服张发奎在政治上、工作上给予支持。

1940年春，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左与特支成员奉中共中央之命集体加入国民党。8月，第四战区成立特别党部，张发奎任特派员。左乘机向张推荐，将中共特支成员安排到特别党部所属的(‘中山室”、邮电检查所工作，左任负责人。把国民党视为反共、防共的主要阵地控制在中共党员手中。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左洪涛得知蒋的密令后决定与张发奎身边信得过的人联合“进谏”。经过他们的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

1944年春，日军侵入全州，进迫桂林，大批文化人要从桂林撤至柳州，无法乘上火车，左通过长官部副官处、交通警备司令部，帮助急需撤离桂林的人员解决乘车困难，顺利到达柳州。新中国剧院100余人到柳州后，给养、住房等无法解决。左说服张发奎将剧院改为长官部直属剧团，一切由部队供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发奎任广州地区受降主官，左随张到广州，任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

1945年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后，为解决中共武装力量北撤问题，军事调停执行部派第八执行小组进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由中共、美国、国民党三方各一人组成。左对三人小组的接待工作做出妥善安排。而参谋处长李汉冲却撤换左所安排人员，抽调大批特务，对中共代表加以严密监视。左伺机问张发奎：“对三人小组的饮食、招待、警卫、交通等，副官处要不要管?”张答：“当然要管!而且你要亲自过问。”左取得张的“尚方宝剑”，名正言顺地出入三人小组招待所，并及时与中共广东省委联系，为中共方提供谈判依据，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中共武装力量在广东的存在，并签订《北撤协定》。正当中共东江纵队2400余人准备北撤时，蒋介石密令张发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左得知后迅速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向执行小组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提出抗议，动员香港进步报刊公开揭露。同时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并将三人小组中的美国与国民党方代表扣留于东江纵队司令部，终于迫使国民党让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同年冬，蒋介石公然发动内战，张发奎大肆镇压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推残进步势力和进步力量。左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以各种合法手段，将特支成员及进步人士陆续撤离广州，无一人受损。

1946年9月，撤到香港，后在十万人山、粤东和粤赣湘边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左受到批斗、监禁与劳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得到平反昭雪，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1987年，退出领导岗位，仍为黄埔同学会及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努力工作。撰写9万余字的《忆特专十年战斗历程》一书。

1990年7月16日病逝，享年84岁。

左夫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没吹号，也没吹哨子，各连队静悄悄地集合，分发红领巾，检查携带的枪支弹药，传达了当晚的口令：普通口令“暴动”，特别口令“夺取政权”。“老团长”叶剑英穿着工人服，戴着工人帽出现在大家面前。叶剑英宣布：任命李云鹏为军官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为第一、二、三营营长。李云鹏把队伍带到大葵棚举行誓师大会。1400多人把大棚挤得满满的。站在讲台上的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人。誓师大会结束后，三颗信号弹划破万籁无声的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了。

广州起义时左洪涛在第十一连任军官队员，连长是邱维达。据邱回忆，当时该连奉叶团长之命占据并死守观音山，在战斗中连队虽然伤亡惨重，但左洪涛等仍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最终部队战败，惨遭敌人血洗，左下落不明。后来据说左洪涛去了大别山打游击，抗击国民党军多年。熟人印象中的秘书人才左洪涛实际上是军人出身：他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几个月后白色恐怖笼罩校园，只得辗转武汉再进军校进修，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草露布”（“草”，书写。“露布”，军旅文书或布告。—编者注）的儒将。

戴着镣铐写诗

1933年1月，左洪涛调任位于上海的全国互济总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这时全国互济总会的党团书记是邓中夏。5月，救援部干事林秀英被捕叛变，供出了邓中夏。邓中夏在英租界不幸被捕，随后被国民党解往南京杀害。牺牲前，邓中夏通过狱中的关系给左洪涛去信。信中说：营救恐无望，已准备为党牺牲，希望活着的同志扩大宣传，加强斗争，并希望左洪涛担负起济总党团书记兼主任的重任。

1934年1月，左洪涛去东浦联系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返家途中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押往上海警察局拘留所。在狱中，遭多番严刑拷打，左洪涛始终守口如瓶。一个月后，他被押解至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4月，左洪涛被判处5年徒刑，押往江苏漕河泾监狱。左洪涛在狱中写了一篇《沉痛的呼声》，托看守送出去，很快便在杂志上公开刊登出来。《沉痛的呼声》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国民党统治区炸开，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潘震亚等著名人士到狱中调查，邹韬奋还爬上好几个铁窗，探望和慰问狱中的政治犯。

在外界的声援下，左洪涛等人在狱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绝食抗议行动并取得了成效。一个月后，左洪涛、方毅等人被押往苏州。1937年8月底，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敦促蒋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变时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诺言。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将苏州、上海、南京等处所有政治犯无条件释放。左洪涛等人才重获自由。

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狱中战友、原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专程到广州探望左洪涛，张凯帆凭记忆朗诵并亲笔录下左洪涛在狱中写的一首百行长诗，大家不胜唏嘘。

运筹帷幄履险如夷

邵东县史志办申喜平的《虎穴十年》一文披露，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亲自出马拜访北伐时期的老友郭沫若，请求他襄助，组建一个类似北伐军部队的政治部。郭沫若会同周恩来、潘汉年、刘晓等人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涛、杜国庠等34人，组建了战地服务团（后改名战地服务队）。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左洪涛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汉后，周恩来对左洪涛等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党组织批准你们去。”

1939年元旦,张发奎部队开抵广东韶关，他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左洪涛被张发奎委任为机要秘书。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支”在张发奎部队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左洪涛得知蒋的密令后决定与张发奎身边信得过的人联合“进谏”。经过他们的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

1944年夏秋间，当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左洪涛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溃退，交通工具全被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左洪涛召集“特支”和原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家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火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等人购到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了后方。

九死一生

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早就对左洪涛等人心存疑虑，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左洪涛、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就被左洪涛利用技术手段截获。左洪涛反复思忖，自己与何家槐就住在张发奎办公室的楼下，每天跟在张发奎左右形影不离，被张发奎视为“心腹”，而陆树珊却将4个人“一视同仁”，视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这只说明一点，陆树珊没有真凭实据，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则，张发奎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就以共党分子的罪名查办他们。若非要那么做，一样也是出他自己的丑。

左洪涛晚年曾经对后辈讲述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神色自若。张发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涛是共产党员，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地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说：“委员长听信谗言，委员长糊涂呀。”他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收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送达上级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

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企图，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蒋介石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在重庆，面对周恩来的有理有据的责问，张发奎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中共代表方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谈判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蒋介石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时，“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参谋处的“特支”成员杨应彬截获了这份无比珍贵的情报。左洪涛当机立断找到正在广州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尹林平，尹林平即刻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向军调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共产党的有力反击下，加上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1946年夏，国共两党关系再次恶化。当时云集广州的演剧五队、七队和新中国剧社成员均遭到监视、威胁。为了不暴露身份，左洪涛委托广州行营中将、地下党员吴仲禧携带他密写的报告飞赴上海。周恩来接报当即指示：“相机撤退”。演剧五队、七队在“特支”的帮助下以复员的名义从广州顺利撤退到香港。

“特支”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左洪涛直接掌握。“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一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

战斗至晚年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总负责人。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从此，他从隐蔽战线转到直接指挥战斗，参与指挥东江南岸武装斗争、解放老隆战役。建国后，左洪涛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叶剑英当部长）首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随着“文革”的到来，左洪涛再次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考验。他受尽迫害，度过了11年监禁生涯。林彪、“四人帮”企图通过对左洪涛的审查来收集周恩来、叶剑英的材料，甚至召开几千人的武斗大会，在武斗中左洪涛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一天深夜，左洪涛还经历了一次假枪毙，他被拉到郊外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边，限定几分钟给他考虑，左洪涛已下定决心为保护一大批无辜老同志献出自己生命。他高呼口号，打手们见他视死如归，对他拳打脚踢，并堵住他的嘴，打累了又将他拖回车上拉回去，继续审查。

1980年12月8日对左洪涛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他作为广东省惟一代表，出席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审大会并出庭作证，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黄永胜一伙对整个广东地下党的残酷迫害。他的证词极大地震动了出席审判大会的代表，随后被新华社播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洪涛先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广州地区和广东黄埔同学会会长。1987年，左洪涛退出领导岗位，撰写了9万余字的《忆特专十年战斗历程》一书。1990年7月16日左洪涛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