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亲严司明和母亲离异，严凤英在四五岁时，就回到祖父母居住的罗家岭，学唱了流传于当地的不少民歌。因为抗战爆发，她的父亲严司明也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教她唱京剧，这使她与戏剧艺术有了接触。

在她十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授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缘分。她始而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傅，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传统戏中的单折。 

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从四五岁到十五岁，严凤英度过了踏上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的准备时期。 

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可她却没有放弃这条已然迈出第一步的道路，继续参加黄梅戏班的演出活动，终至离开家庭，从桐城唱到怀宁、枞阳等外县，唱到当时的省会安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她于1947年底避走南京学习京昆艺术与歌舞，不知情者说她此时失踪了。其实，在她避走途中，由她的祖父护送，曾路经秋浦，在秋浦河两岸和殷汇镇上唱了三个月的黄梅戏，在严凤英短暂的黄梅戏生涯中，她的这段避走秋浦唱黄梅的故事鲜为人知。

1947年10月，17岁的严凤英凭借灵雀般的歌喉和轻盈舞姿吸引了秋浦两岸的百姓，深受大伯大婶们的喜爱。严凤英是随她的师父程积善（贵池晏塘人）来到秋浦的，当时搭班唱戏的还有铜陵的桂月娥、桂天赐，殷汇的宋再春、洪连梓等老艺人。先在高坦一大地主的后花园搭台唱，后在灌口祠堂里唱，据说在唱《槐荫别》时，严凤英来了例假，被广大的秋浦观众谅解后，又深为没有看到严凤英“别夫上天”的精彩表演而惋惜。最后在殷汇老街苏家当铺大屋唱，据说当时票价仅为三角一张（旧币）。

严凤英在秋浦河两岸前后共唱了三个月，不仅艺高，人也好，肯结人缘，在秋浦唱戏时，每到一处，还和房东结了干妈干婶。据还健在的八旬老人韩发祥回忆，严凤英在殷汇唱戏时，恰逢他结婚，新婚之夜，严凤英还和当地小姐妹们一齐闹新房，大伯、大婶们亲切地喊她“小严”或“红六”，她口口声声答应得亲嫡嫡的像亲生女儿一样。 

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丰富，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水平迅速得以提高。她本来就有较好的演唱天赋，又虚心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她回忆道：“我到安庆想把戏演好，就努力学习。那时学表演，主要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因为我是女性，演旦角戏的动作要细腻些，像是那么回事，观众看得很有味，反映说严凤英的‘小做‘很好。”正是凭着这种学习精神，严凤英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 

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严凤英非但没有得到扶助，反而遭到摧残，她被迫一次次地离开她钟爱的舞台，流落各地，无家可归。 

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

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解放前夕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

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解放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也激发了她积蓄已久的艺术创造热情。同年，她应邀到上海演出，她在戏中所塑造的角色，情感真挚，性格鲜明，唱腔优美动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严凤英也因此被上海观众誉为造诣很深的艺术家。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会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这次汇演直接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随着电影的播映，黄梅戏从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小剧种，变成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从1953年到1965年，她的表演艺术水平也不断腾跃，既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特色，又代表着当时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剧种风格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3年间，严凤英演出了50多个大小剧目，尤其在《天仙配》、《女驸马》中塑造的七仙女、冯素贞的艺术形象，已成了她的代表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

严凤英的唱腔亮丽沙甜，委婉动听，韵味浓郁，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唱腔之长，将它们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誉为“严派”，广为流传。在短暂的艺术生命中，严凤英主演的大戏有20多个，小戏近30个，此外还拍了3部电影，曾多次与王少舫一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演出，被田汉同志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被国人称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 

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感 

严凤英的男友是安庆军区的业务骨干王兆乾。王兆乾住在伯父家，他的伯母是德国人，伯父有钱。

王兆乾和严凤英是一起学跳交谊舞认识的。王兆乾是个很有才气的人，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他是《黄梅戏音乐》的作者，50年代即开始研究“傩戏”。

1953年，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演出《打猪草》，带了礼物，想去甘家表达谢意。王兆乾不让她去，但严凤英坚持要去。“王兆乾就悄悄跟着去了，还碰见了甘律之。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严凤英介绍甘律之时说，这是我过去的朋友，又一指王兆乾，说，这是我现在的爱人。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怒气难抑的王兆乾还是当场打了她一个耳光。”说起严凤英的这段经历，吴琼很是感慨。个性刚烈的严凤英不堪受辱，坚决与王兆乾分手了。 

这样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50年代初，严凤英生下第一个儿子王小亚，小亚出生前，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严凤英的师姐、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评价严凤英的特点是性格倔强。那时，严凤英已经怀了身孕，上世纪50年代初，未婚生子要背负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严凤英并不在乎。 

一次无疾而终的婚姻

严凤英为生计在南京舞厅唱歌时，认识了当时南京有名的“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律之。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严凤英曾经在甘家居住，学习“京、昆”艺术。

甘家的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认识了正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1951年，严凤英回安庆，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儿子王小亚出生时，陪伴在严凤英身边的是甘律之，王兆乾只是发来一封电报，祝母子平安。1954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结婚了。“这次婚姻有报恩的成分，毕竟甘律之给过她很多帮助，而且当时甘的境况也不好。”吴琼说。甘律之在严凤英同事的眼中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刚和她住到剧院这边的时候，见人就鞠躬，别人都很不习惯。他很有修养，不像从底层生活上来的人那样大大咧咧的。” 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做生意，但很不成功，严凤英演出了《天仙配》，在安徽省内声名日起、蒸蒸日上，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1956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离婚。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最后的幸福 

19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并与之结婚。时白林回忆说，严凤英是个浪漫的人。下班时，经常看到她趴在三楼的窗口，等丈夫回家吃饭。王冠亚个性温和体贴，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无论事业还是家庭，这都是严凤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评剧演员新凤霞曾回忆说：“冠亚老实，对凤英俯首贴耳，体贴万分，是个模范丈夫，自和凤英结婚以来，没有给她带来一点痛苦。但在凤英生命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 

1968年4月8日，严凤英不堪在“文革”中受到的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她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他把精力用在给严凤英写传、拍传记电视剧上。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严凤英》，就是他编剧的。 

2013年4月16日早晨5点30分，王冠亚在合肥逝世，享年84岁。遵照王冠亚的遗嘱及子女的意见，丧事从简，家里没有设灵堂，也没有摆放花圈，不时有生前好友从各地赶来，送别这位戏曲界的泰斗。 

“文革”中，严凤英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

1968年4月7日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自杀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结果却只查到安眠药。 

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为严凤英平反昭雪。同年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