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受冯玉祥之请，到开封任伤兵医院院长。不久，又重返甘肃河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高金城再次受冯玉祥之邀，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1930年，高金城离开西北军，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迸行英勇抵抗。高金城积极参加了协和医院战地医疗队，到上海救护伤员。他看到国民党抑制抗日，屠杀人民的现实，愤然离沪，回到协和医院。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他将年幼的子女寄养在香山慈幼院，只身回到兰州，在齐鲁会馆(今永昌路兰州四十中)开办福陇医院。常和友人抨击时弊，抒发政见。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与住院的中共党员吴波交谈，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不杀蒋介石的伟大举措深表佩服。

高金城，字固亭，河南省襄城县麦岭乡高庄人，1886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家境贫困，秉性忠厚。少时在乡间福音堂做勤杂工而入基督教。一次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房间，拾到一块金币，随即归还，因此受英国传教士赵立民的赏识，自此赵立民一直教他学英语。13岁时被赵带至县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又被保送开封英国人金存仁等办的教会医院勤工俭学，5年后取得正式毕业证书，旋即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以后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博德恩医院。他目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巫神马脚利用迷信草菅人命，决意作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和传教士，肩挑担子遍游河西走廊。从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肃州（今酒泉市）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分文不收药费，对远乡求医的农民甚至管吃管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在甘州龙渠他曾说服动员农民凿山打洞修出一条数里长的水渠，龙渠从此得名。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匾额。他在甘、凉、肃三州人民中深受爱戴。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开代表会，高金城应邀参加。返途经开封时，被留在当年学习过的医院帮助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正与河南督军赵祺发生战争，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金城与来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将军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病医院院长。战事结束后，高金城又重返甘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道台齐连元、臬台朱赞等与军阀马麟、马麒（马步芳之父）狼狈为奸，敲骨吸髓地奴役百姓，街头和狱中，伤之、毙之者骇人听闻。高金城虽与那些上层人物相识，但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挺身而出要求惩办肇事人，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并以牧师身份到狱中为伤病者治疗。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吴等意欲镇压，高金城忍无可忍，率领群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等人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迹。还有一次，一名叫马寿山的新疆商人与道台齐连元合伙在上海做珠宝生意，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齐连元就依仗权势把马寿山押进狱中。马借到福音堂听布道机会，向高金城诉说了自己的冤屈，高金城立即到道台府责问齐连元，要求恢复马寿山的自由。高的这些行为遭到了权贵们忌恨，他们捏造了“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并报甘肃督办刘郁芬和省长薛笃弼，意欲以死罪处之。

福音堂工作人员在外界群众的帮助下，突破官府严密封锁，翻越城墙，前往高台县，向甘肃省当局电告事件经过。省上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令听后查办，使吴等就地惩办的阴谋未能得逞。省上随即派员到肃州调查，弄清了情况，否定“劫监砸狱”，决定解省审理，到兰后，传讯吴桐仁等“三台”。吴平素作恶多端，闻讯畏罪弃官逃往新疆，高金城无罪释放。这个戏剧性事件，成了20年代的一段佳话，“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故事在河西三州群众中广为传颂。

1927年，省政府任高金城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北伐，路经平凉，见到高金城时惊讶的问：“你怎么也在这里”？高将肃州遭遇详告冯，冯要他随军东征，高欣然同意，为支持北伐战争，他把在甘州多年积蓄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给了国民联军。到了河南，国民联军在陕州镇守使署成立了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为院长，并开始接受伤员。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统管西安、洛阳等地伤病医院，高仍任院长并兼孤儿院院长（李德全任副院长）。这期间，他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情、吴波等人，并与吴波结成好友。浦化人曾是基督教徒，后随冯玉祥去过苏联，转而信仰了马列主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高金城的影响很大。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出国考察，高金城即赴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医生，潜心钻研医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高金城参加北平协和医院组成的战地医疗队前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从上海回到协和医院不久，高金城又到一家药房任经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处于急剧变化阶段，从亲身经历中，他切实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住的东单东裱褙胡同66号成了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曾屡遭反动军警搜查。1933年10月高不幸丧偶，这年冬，他将三个幼小子女寄养在了香山慈幼院，毅然只身赴甘，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

1934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的帮助下，高金城租赁了齐鲁会馆办起了福陇医院。同年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来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妇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十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在冬装、弹药、粮食奇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西路军以两万之师同马家军沿祁连山激战4个多月，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或监禁；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有的流落四乡。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组织部长张琴秋等一时下落不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对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就地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与此同时，南汉宸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在西安组织力量营救甘肃河西和青海的西路军被俘人员。高金城的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回西安，同在西安负责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的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张向吴提出想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况，但因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很严，外人进去站不住脚，必须找个理想的人完成这一任务。吴波当即推荐高金城。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政治上比较可靠；他是医院院长，又是基督教徒，在旧社会有较高的身份；河西走廊有他自己的医院，又是基督教堂，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高金城慨然允诺，接受党的委托，并将医院的各种家具赠给办事处作办公和住宿用。

8月1日晚上，刚从延安抵兰州仅3天的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偕同驻甘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晤面，进一步商讨来甘州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重新开设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并派红军老团长蔡光波协助，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以方便他来到河西营救红军。

高金城和蔡光波沿着祁连山麓步行，一路风餐露宿来到甘州。高金城当年在这一带名声颇大，十多年来他的反帝爱国活动亦广为人们所闻，三州上下普遍敬重他，信任他，真诚的欢迎他的再次到来。

为了大造舆论，高金城建议国民党县政府在大佛寺广场召开抗日动员大会。

随后，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据为伤病医院的福音堂，紧急召回曾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陈大伟、张秀玉等人，以医院缺少医护人员为由要回王定国、徐世淑、苟正英、廖春芳4人，并且与被俘红军地下党组织成员刘德胜、蔡文良等人取得联系，以福音堂医院为据点，全面展开了营救红军的工作。为寻找陈昌浩，高金城带着医护人员顶着炙人的烈日，走遍甘州、民乐的甘浚、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区乡，每到一处都向流散红军传达党的关怀，宣传抗日形势，暗暗开展收容工作。经多方了解，打听到陈昌浩隐蔽在民乐花寨子一带，高金城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国前去接应。他们找到了掩护陈昌浩的郭老汉，郭说陈已在群众护送下过了黄河。高金城当即电告谢老并转报中央。除此之外，还搞清了张琴秋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等关押在凉州，刘瑞龙等关押在甘州，也都向中央作了报告。这期间高金城接到彭加伦“民乐县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电报，要他设法营救。南山一带是洪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大地主孙振铎的势力范围，控制较严。高金城与孙振铎虽有旧交，但孙肯不肯合作，很难预测。高金城考虑再三，决定冒险请孙振铎商谈，孙振铎一向敬佩高金城的为人，应邀到了甘州。高金城向他讲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形势，说明红军是一只爱国抗日的部队，请他高抬贵手，允许派人进他的管区收容流散红军。谈话中高金城把彭加伦的电报交给孙振铎，情恳意切地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绅士，我把这封电报给你作抵押，我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如不相信，用这封电报便可将我的人头拿去。”孙振铎感动地说：“你放心，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一定保护你们营救红军”。

密约顺利达成，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两位医生，带上字条来到民乐县孙家庄和张掖大满堡一带联系失散同志，散发去兰州找党的指示路条。还告诉失散难友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一个多星期后，果然找到一批红军，其中与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西路军派出的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他们由高金城介绍到兰州办事处后，经西安回到了延安。中心县委在张掖大满堡秘密发展的王泽喜、潘发生等数名共产党员，也有高金城设法转送到延安进入抗大。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走的红军，由孙振铎负责保护，帮助他们在当地住下来，一直到全国解放。1951年土改期间，由这些落户红军证明，孙振铎被当做开明地主对待，并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高金城还利用与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旧交，请他继续关照狱中的同志，马鹤年把关押在狱中被俘人员情况告诉高金城，为营救活动做出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

9月6日，邱均品得知韩起功已察觉红军人员活动频繁，要准备抓人，高金城也从上层人物那里得到类似消息，次日晚，党支部仍在福音堂小楼召开会议，决定再派刘德胜去兰州汇报情况，刘德胜走时，问高金城：对党有什么要说的？高金城沉思良久，郑重地说：“我坚信共产主义。到了延安，请转告中央，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金城送走了自己周围的红军后，继续开展营救工作。1938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四）凌晨4时，韩起功以治病为由将高金城骗到大衙门内进行审讯，高金城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最后被秘密杀害在大衙门后花园内，终年52岁。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张掖，一野一兵团司令部兼政委王震和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了烈士的遗孀牟玉光。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同年，恶贯满盈的韩起功等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审判后镇压。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

、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以及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领导同志和当年被高金城营救过的红军领导干部魏传统、李开芬、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都送了挽幛，高度颂扬高金城的功绩。

高金城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党的忠诚朋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接受我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河西帮助我党收容、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的工作中，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不辞辛劳，使许多流散红军指战员回到党的怀抱。当我们回顾营救西路军指战员这段历史时，深深缅怀为革命献身的高金城烈士，他顾全大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光耀千秋、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