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

（1894年8月—1950年6月10日） ，字虞薰，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

1911年，吴石与同乡好友吴仲禧一道投身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4年，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这就使他全校闻名。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两校毕业时也都名列第一，这更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吴石自己也抱负很高，立志要做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为祖国争光。

吴石在日本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他钻研军事和兵学，撰写了一批军事著作。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门生。

在土地革命战争国共两党对垒期间，吴石忠实地站在国民党一边。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他仍站在反共立场，对蒋介石集团还抱有幻想，曾经为对付共产党及其军队出谋划策。

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 。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他们依然一见如故。

吴石满腹军事学问，而国民党却不肯给他带兵的实权，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对此，吴石深感遗憾。

1940年底，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长官部由韶关迁往广西柳州，白崇禧即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了。

抗战

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意、失望的情绪。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吴石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8年春夏之间，吴石将军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的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举足轻重的将军级别的“余则成” 。他利用职务之便,特别是利用与许多手握实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师生之谊，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大获全胜立下汗马功劳 。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到南京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时，正好“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去了，李树正出来接待。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一起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李树正代刘峙批准他回后方。吴仲禧立即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潘汉年汇报。吴仲禧后来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随从参谋王强等人率领警卫，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已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吴石

到榕正式就任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派员率警卫运台；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王强会同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上校，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告诉吴仲禧，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

吴仲禧介绍老同事、原第四战区副参谋长陈宝仓中将随吴石去台，做吴的助手。

1949年8月14日，吴石突接台湾“总统府侍室主任”林蔚奉蒋介石手谕发来的急电，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 。接电后,吴石与单线联系的中共华东局领导人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 。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吴石密召王强到公馆，交代他要“人在机要档案在”。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将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呈献给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据悉，这批档案资料至今仍有相当高的价值。

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由于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

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又名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 。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任务，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同时，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主任，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也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叛变，供出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被押赴马场町刑场遭血腥镇压。

在台湾期间，吴石与华东局女情报员朱谌之秘密会晤达六、七次之多，陆续为她提供了一些重要军事情报。不幸的是，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6月10日 ，台湾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对“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等四人执行死刑。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密使一号”大案，又称吴石案 。

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监5年至10年不等；吴石将军临刑前，他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其碑文由长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