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汉，原名佩萱，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

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她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而更多的是开放进取的精神。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徐宗汉年轻时就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经常外出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1901～1902年之间，在广州女医师张竹君所设的福音堂里，她经常参加两广志士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与张竹君私交甚笃，对张竹君兴办的医院和女学堂等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慷慨援助。 

1906年，徐宗汉应二姐许佩瑶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桥校教学。这年8月，孙中山委托新加坡华侨陈楚楠、林义顺等在槟榔屿筹建槟城的同盟会分会，由爱国华侨吴世荣出任会长，黄金庆为财政员。这时，徐宗汉“闻而善之，亟投身为会员。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张党务，深资得力”。1908年秋，她回国路经香港，拜访了冯自由，介绍了几位亲友加入同盟会。以后，她又接受同盟会组织的委派，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会，发展党务。他们设立“守真阁裱画店”作掩护，先后介绍女医生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杜乐汉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后来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来到香港冯自由家。她与孙眉（孙中山的哥哥）、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卢桂屏（冯自由的庶母）、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等、用缝纫机制成青天白日旗百余面，准备在起义时使用。起义前夕，她与陈淑子、李自屏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炸药，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李二人生怕出事，坐卧不安，徐宗汉却保持镇静，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检查，顺利到达目的地。

1910年2月11日，同盟会会员、广东炮一营左队三排长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遭清军围攻、捕杀，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当时，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设立机关，相约于举义之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与大塘乡李福林部联络策应。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但很快被清军扑灭，机关内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汉为探听信息虚实，托庄汉翘到警署去领取，警吏传言须物主亲自前往领取。宗汉知道事情暴露，与庄汉翘赶紧逃往香港。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策划武装起义。起义前，徐宗汉率同一批亲友，其中有其侄儿李应生、李沛基和女友庄汉翘、卓国华、卓国兴、黄悲汉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里制造炸弹，并将起义需用的枪械弹药秘密运到广州河南的溪峡。她们以溪峡的一间颜料商行为铺面，门外贴上大红对联，假装娶亲办喜事，将武器弹药分别运到小东营各起义点。这天，由徐宗汉扮作主妇，卓国华扮作新娘，热热闹闹地“乘坐花轿，身穿红袍”，轿内“尽是大小炸弹之类”和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兰也在组织接应等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出色完成这次明办嫁妆，暗运军械的任务。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府，与清军血战，身负重伤，脱险后回到溪峡机关，正好遇见徐宗汉，徐宗汉急忙为其裹敷伤口。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进入雅丽氏医院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黄兴与徐宗汉两人志同道合，从此成为革命夫妻。

黄兴出院后与胡汉民等移居九龙，在香港组织“东方暗杀团”，策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以配合武昌起义。徐宗汉与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等积极参与其事。1911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义并获成功。黄兴接宋教仁急电，于1911年10月17日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赴沪，前往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他们到上海后，徐宗汉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开往武汉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黄兴扮作医疗员，徐宗汉扮成护士，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于1911年10月28日到达武汉参加指挥战斗。

徐宗汉到武汉后，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911年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这时，上海已光复，江浙革命联军正进攻南京，催促黄兴前来主持大局。1911年11月28日，黄兴即与徐宗汉等离开武昌到上海。随着南京的光复和孙中山的回国，12月31日徐宗汉随黄兴到达南京，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民国成立后，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界的政治活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参与政事。孙中山接见了她，给以鼓励，并聘她为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南北和议”后，广东北伐军征战徐州后回到南京，带回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副官寻找民房为之收容。之后，成立了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该院工作。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未几，黄兴因讨伐袁世凯失败，经由上海逃往香港，继而避难日本，第二年避居美国费城，此时患上了肝病。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黄兴并协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暴卒。7月8日，徐宗汉随黄兴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候，黄兴已病魔缠身，加上回国后工作操劳过度，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徐宗汉与黄兴有二子。黄兴去世后，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抚养遗孤。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她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人抵达上海，她们呼吁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得到徐宗汉等人的热情支持。徐宗汉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宗汉也尽力资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 

苏俄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连年的内战、灾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经济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的演讲部主任，到各处去呼吁捐资救济苏俄难民。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达，准备在《新青年》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妇女声》杂志，以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王剑虹、王会悟（李达夫人）等找徐宗汉商量，希望此杂志能作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徐宗汉表示同意和支持，使《妇女声》杂志得以顺利出版。

1922年2月李达和王会悟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徐宗汉合作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 上海平民女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由王会悟任该校理事兼任徐宗汉的秘书。平民女校每天上半天课，专设课程，分别由邵力子、陈望道、张守白、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美籍，女）、李希贤、范寿康、周昌寿、陈独秀等讲授。为区别于贵族女校，平民女校强调“专为平民女子设立”，其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该校除专设课程外，每周还有两小时的演讲课，由教员轮流讲演，内容都是关系到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徐宗汉不仅为平民女学资助部分经费，还为办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女学不设校长，采取民主办学的方式，由李达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教员、学生和校工代表担任。女学设高级和初级班及校务工作部。第一批共招收31名女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鼓舞下向往民主自由的爱国青年，如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会悟、王一知等，还有从封建包办婚姻束缚下解脱出来的童养媳。陈独秀对这所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女学十分重视，不仅经常过问学校的情况，还担任社会学课程，多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指示，从苏联回国的、到上海汇报工作的、或在沪短期停留的党员干部，都要到女学去作演讲报告。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复亮），都到女学作过时事政治报告，深受师生欢迎和好评。这所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是与徐宗汉的努力分不开的。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徐宗汉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真诚地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汉又去接办她于1912年创建的贫儿教养院，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数百贫苦儿童的温饱与教育问题。她还在安徽创办了一所农场，以作为贫儿劳动的实践场地。1931年，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东北三省，为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她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

收复东北而奔走呼唤。以后，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各地华侨募捐，疾病染身仍四处奔波，几致不起。她向华侨演讲，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感，使华侨们深为感动而踊跃捐资，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万比索。她以个人名义，募捐到一架价值2000美元的教练机，让人带回祖国作为航空学校教学之用，以弘扬孙中山“航空救国”精神，激励国人为航空事业献身，奋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宗汉又带着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弱之躯，率领部分贫儿到暹罗募捐，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回国后，她在云南鸡山创办贫儿院，但因经费不足，又不得不将那些流亡的贫儿送回安徽贫儿农场安置。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恨和谴责。在重庆期间，她经常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她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常有往来。她真诚爱国、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

1944年3月8日，徐宗汉因肝病不治逝世于重庆，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