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恩多，辽宁海城人，1922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他勤奋好学，精于书法，成绩优异。深得郭松龄的赏识，毕业后被破格授予了中尉排长的职务，后又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等职。但他从不沉溺，始终保持高尚的品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常恩多目睹国破家亡东北人民颠沛流漓的惨景。他向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说：“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和生命武装起来的队伍，我们要用血和生命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门，这是我们的天职！”表示“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东北军进关之后，他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行径非常气愤，暗中抵制他们的反动政策。1934年奉命随东北军到鄂豫皖地区”进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曾同东北军总部《军事周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同吟曹植《七步诗》，抒发胸中的愤懑。有一次，在湖北黄安县“围剿”红军时，他巧妙、机智地命令所属部队放弃进攻，使一部分红军安全脱险。

常恩多在同根据地人民接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逐渐有了认识，萌发了一种新的觉醒。

1935年10月，常恩多由六三三团团长升任一一一师中将师长，随军开往西北。1936年，一度到西安军官训练团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参加了由中共东北军工委领导的进步军官组织“东北抗日同志会”。他由团长晋升为师长后，被称为东北军师长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但仍不忘东北的父老兄弟。对官兵们半开玩笑地说：“我过去管一个团，现在我管一个师，打鬼子，回老家的本钱越来越多了。我要对得起东北父老，就得把这个师带好、练好、用在正道上。”他还说：“你们看看人家红军，缺吃少穿，弹药不足，战斗力还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要打鬼子，救中国，有股穷人的志气，咱不好好练出杀敌本领，能对得起东北父老吗？”

9月，当时在西安负责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红军将领叶剑英总参谋长，一天夜里会见了常恩多，二人畅谈到深夜，使常恩多埋藏在心里的爱国主义火种顿时升华成一团熊熊火燃，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堂的强烈愿望。

12月，蒋介石到西安策划和督促对陕甘宁边区进攻。常恩多异常激愤，10日，他因事赴“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借机向张学良提出兵谏的建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常恩多欣喜若狂，急忙找张学良请求新的战斗任务。张学良命令其率部开赴渭南县东渭河北岸的要地，捍卫西安，曾多次击溃来犯的国民党中央军。一个拂晓，他把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得到和解，而蒋介石确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常恩多深忧东北军的前途，便派人与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等同志秘密取得联系，决心投奔红军。红军领导从当前的政治形势考虑和革命需要出发，劝慰常恩多先留在东北军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常恩多率百十一师开赴江苏，转战在华东战场。临行前，他鼓励幼子常克到陕北当红军，并对副官刘唱凯说：“延安固然艰苦，但窑洞里集中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到江苏后任戒严司令，激励将士在100公里的江岸上布防，时刻准备打击来犯之敌。10月常恩多奉命撤离南通。此后率部参加了扬州保卫战、台儿庄会战、盐城和阜宁阻击战以及徐州攻击战等，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将士艰苦奋战，卓立战功，被誉为“常胜军”。

在扬州战役中，他临危不惧，率军坚守阵地，与国民党的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在配合台儿庄大战时，他领兵攻克阜宁，将日军丘山旅团大部歼灭，使日军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徐州战役中，国民党的六、七师面对敌军畏缩不前，常恩多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率百十一师主动地向日军发起冲锋。歼灭了大批敌人。

一一一师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克敌制胜，声威大震。在山东、江苏一带深受广大受国军民的欢迎。人们称赞常恩多为“常胜将军”。

1938年冬，周恩来派人秘密指示常恩多：“要争取有利时机，帮助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个月后，常恩多率师部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从苏北沐阳出发，开赴鲁南。时值国共合作的高潮，在东北军中可以公开阅读共产党的《大众日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刊。在一一一师，常恩多是读的最用功的一个。这使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意望更加迫切。不久，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秘密接收常恩多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常恩多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

1939年初春，常恩多率师部机关、直属队和六六二团开赴山东莒县大于庄一带驻防。他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和八路军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共同打击日伪军。曾指挥部队攻克枳沟伪军据点，又消灭孟疃据点出扰的一股日军，将缴获的武器送给八路军。中共接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入夏，常恩多率六六二团和师部直属队进行反“扫荡”。他巧妙运用游击战术，连续同日伪军进行了杨家庄、上河、九里坡等大小几十次战斗，皆取得胜利。同年冬，又在十字路附近的王家庄子将日军一部包围，在八路军配合下，歼敌200余人，《大众日报》发表文章称此战斗是”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

1940年9月，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派少校副官于光烈去苏北桃林镇跟伪兴亚建国军鲁苏地区总司令李亚藩和日本鹫津兵团的大尉参谋辛修三等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协议。常恩多得悉后，和三三三旅旅长、中共党员万毅于9月21日夜组织“锄奸行动”，副军长朴炳珊夫妇、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等皆被扣押，缪流闻讯逃脱。他草拟了致各界电文通告全国，提出“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的主张。接着，组织部队攻克了大店、碑廓敌伪据点，歼敌600余人。

1941年元月，军民欢庆大捷后的新年。常恩多正在满情激情向官兵们讲话时，突然脸色煞白，口吐鲜血，无情的肺结核把这位钢铁将军折磨倒了。

1941年2月，一一一师顽固派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乘常恩多患病之机，密谋策划，将万毅扣押，并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数人。

常恩多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恨之入骨，决心不让自己的部队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命，要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用余光重新照亮百十一师的广大爱国官兵的心灵，唤起他们走向光明。

1942年8月2日夜，生命垂危的常恩将军，挺起精神，在鲁苏战区总部政务处长郭维城(中共党员)和爱国军官协助下，冲破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率部队举行起义，扣押了师部的顽固分子，宣布《八三起义宣言》，8月8日率部队开赴莒南王家坊前，把一一一师2700多人胜利的带到了抗日根据地，投入到党的怀抱。可惜的是，第二天他就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躺在藤椅上静静的与祖国人民永别了。

常恩多率部队起义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兴奋地说，“好，真是东北军反蒋抗日的少壮派，有胆识。”并指示，一定要建设好这支部队。后来这支部队经过整编，原番号没变，师长名义上仍是常恩多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