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俄文、德文，准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1928年，他结识了到日本“休养”的杨虎城将军，几乎每日与杨交谈，话题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聪明才智，很受杨的赏识，同年冬随杨回国。

1929年夏，在杨虎城资助下，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这期间，中共党员王炳南、江隆基也由陕西去德国学习。他们帮助郭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一事件对旅德的中国留学生震动很大。他们举行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支援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郭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事迹，开展募捐活动，不久又返回柏林。1932年，郭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以便回国参加抗战，考入普鲁士高等警官学校学习两年。1934年7月回国，任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所属步兵训练班政治教官。为避免国民党特务找麻烦，他在课程表上安排了三门课，即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以讲授社会主义为主。1936年西安事变后，1932年在柏林担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动员工作。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由李兴中任师长的一七七师政训处处长，不久随部队开往合阳、韩城、朝邑一带，守备黄河西岸。当时，黄河西岸七个县成立民众委员会，由他负责组织民众的工作，配合军队守卫河防。后受王友直之请，任陕西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主任、省教育厅科长。

1940年赴重庆，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翌年春又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陆军用具制造厂厂长。1942年夏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会商建立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和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问题。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郭被选为中央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并被任命为西北盟务特派员，持张澜的介绍信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郭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提供了不少情况。1946年民盟总部迁到南京，曾派郭到贵阳筹建民盟贵州支部。之后，吴玉章、张友渔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特约撰稿员，他写了几篇有影响的文章，揭露、鞭挞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专制。与此同时，还受聘于重庆华侨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兼商业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系主任。年底，由于支持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受到国民党重庆当局的追捕，被迫离开重庆前往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郭当选为中央常委。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郭极为愤慨，秘密与史良等人商议，继续在上海坚持斗争。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重建组织，郭即与在港的章伯钧等人取得联系。他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先后派盟员郝宇新、贾振海、张性初等人到济南、开封、芜湖等地，策划吴化文、冯治安及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军军长马师恭的起义工作；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民盟成员刘宗宽赴重庆张群处任职。

1949年9月，郭作为农工党代表之一，到北平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建国初期，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在工商界开展统战活动，曾将工商界爱国人士郭增凯及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引见给周恩来。

1973年10月28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