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有幼年就读天津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考入南开中学，与冯文潜、黄钰生、孔繁矞等几位同学共同创办三育（德、智、体）兢进会，后并入周恩来倡办的敬业乐群会（比周恩来早入学一年半）。民国五年，任南开中学安徽同学会副会长。同年九月考入北洋大学（预科）。民国七年预科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桥梁科。陈范有先生一家极为热心教育，1918年在天津成立了安徽石埭（原石台县）崇实学校董事会，筹款到家乡办学，陈先生亲任教师。陈先生铜像落成时，“安徽省石台县崇实中学”也正式挂牌，陈氏家族还在该校设立了“陈范有奖学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与张太雷、林汝直、李则昂4人组成北洋大学第二讲演团，冲破天津警察厅、教育厅的禁令，赴塘沽宣传演讲。《益世报》载：“听者塞途,点头称是,相聚不散,引颈遥望,似恨时光短促,不能尽所欲闻。”民国八年秋至十一年夏，与陈立夫、曾养甫同住一宿舍。三人志同道合，抱实业救国之念一致，遂成金兰之交。

民国十一年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建造永济桥。得到陈立夫、孙辅世、庾宗溎和郑敏之等同学、校友和北洋大学美藉教授裴特森的帮助，历时一年半左右时间的永济桥竣工。《清史稿》载：“于县境修巨桥跨舒溪，亘六十余丈，便行旅。”民国十四年七月进入启新洋灰公司任工程部土木工程师，承担在塘沽于家堡修建水泥专用码头和奉天仓库的任务。民国十八年，与范有私交深厚的北洋大学校友曾养甫出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极力举荐他出任浙江省公路局副局长，范有“以养亲故谆辞不就”。随后曾养甫又邀范有建造钱塘江大桥。范有推辞后接受了为建造钱塘江大桥研制抗海水水泥的艰巨任务，由此开创了中国特种水泥生产之先河。民国二十二年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协理（副总经理）。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亲自设计建造当时国内规模最大（10万吨）、设施最先进的启新水泥厂8号窑投产。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唐山视察了8号窑。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8号窑依然屹立，正常运转，堪称奇迹。

“九一八”事变后，为避敌日之锋，于民国二十四年开始在南京栖霞山筹建国内一流的江南水泥厂，陈范有担任江南水泥公司常务董事，全面负责筹建工作，于民国二十六年基本建成水泥厂并完成试运行。此时，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将战火推进到距南京国民政府一步之遥的上海。十二月江南董事会实施“以夷制夷”的方略，出资聘德国人昆德、丹麦人辛波驻厂，并组成留守组。在长达半年时间内，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救护同胞3万多人。南京沦陷后，范有等人抱定“不资敌、不合作”方针，一直拒不开工生产。江南水泥厂长期不开工，遭到日方忌恨。1943年日方通知董事会要将江南机器拆迁至山东张店（今为淄博市）造铝（飞机原料）。陈范有等以国家商业法“一切重大事件需经股东大会决定”为由，与日方抗争，拖延机器拆迁。并于1943年11月20日在天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一致投反对票。结果日方大怒，派兵进厂，强行拆迁，导致厂毁机亡。由于陈范有的抗争和拖延，到抗日胜利，日方铝厂也未建成。抗战八年中，江南水泥厂从未给日方生产过一包水泥。

抗战胜利后，范有婉言谢绝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请他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等职的邀约，担任江南水泥公司总经理，全身心投入江南水泥厂的恢复工作。南京一解放，他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请求解决水泥厂的供电问题。经过前后16年的努力，1950年9月17日江南水泥厂单窑顺利点火成功，正式投入试生产，并创下单窑安全生产663天的全国记录，填补了我国无高标号水泥的空白，被苏联专家誉为“东方明珠”、“东方水泥厂之冠”。

建国初，范有被推选为全国水泥同行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2年3月31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公司个别人的诬陷，在上海法华路寓所服用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他将自己100.45万元股票、定息单据无偿捐献给国家，还将北京、天津、北戴河、上海、南京等地房产上缴政府，不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视察启新洋灰公司时，当时副厂长陈范有之弟陈达有参与接见，周总理问及陈范有时，其弟告知兄已去世，这时周总理连声说：“可惜！可惜!”

1985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提出为爱国实业家撰写百人名录，陈范有名列其中。2007年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成了扩馆工程，新馆增加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展区，并展出陈范有事迹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