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后转入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以“布雷”笔名写作评论。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写的《谈鄂》十论，按日刊布，响应革命。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后为《国闻周刊》主要撰稿人。

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国文科新闻组(新闻系前身)教授，主讲《社论作法》。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支持亲属奔赴抗日前线，设法掩护民主人士。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申报》顾问兼常务董事。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著有《畏垒评论集》、《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

人物生平

陈布雷(1890年—1948年)，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人。因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1927年，他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陈布雷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8岁，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追授陈布雷“当代完人”的称号。

报界奇才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抗战时期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爱憎分明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欲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请陈布雷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故而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领袖文胆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自杀身亡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作为矛盾的人物，陈布雷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

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这些，可能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