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1860年－1920年）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曾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16岁考取秀才，后累试未中，30岁时，在村内义学任塾师。在地方颇有威信，里中每有争议，务请他排难解纷。在教学的同时，开始联络会党，召集江湖朋友

在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仿照“泰西教法”,创办福田小学堂，接触新学，眼界渐开，对时局日益关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后，他与会党秘密联络，进行反清活动。

三十年，得知黄兴、宋教仁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长沙发难，便在会党中加紧活动，先后奔走湘西和广西，伺机响应。后闻宝庆会党起事，由桂返湘相助。宝庆事败，为避免官府追捕，于三十二年（1906年）春离开县境，赴长沙，任新化驻省中学监督。同年冬，逃亡日本东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十二月，萍、浏、醴起义爆发，他与周震麟、洪春岩、宁调元、胡璞等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密谋响应。事败，于三十三年初复返东京，入法政学校学习。十一月，同盟会发起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他得知起义军占领镇南关，回国将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百金，前往参战。宣统二年（1910年)与宋教仁等酝酿并于次年成产同盟会中部总部，设机关于上海，他负责党务兼军事联络工作。奔走于长沙、武昌、九江间，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为中部总部黄兴的联络人。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起义机关统筹部，准备广州起义，谭应召前往参加。广州起义爆发，他要求参加敢死队，因年老体弱，被黄兴劝阻。广州起义失败，有些革命党人意志沮丧，他却振作精神，加紧在长江中下游活动，激励人心，促成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宣统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他由沪赴武昌，参与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二十二日，长沙起义成功，去长沙敦促湘军援鄂。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会上，当场“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军歌一首，激励士气。汉阳失守后，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立下“城存与存，城亡与城亡”的铮铮誓言，昼出洪山，夜归武昌，率领军民，坚守阵地，苦战十天，终于保住武昌，“而固民国之基础”。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黄兴赠诗给他，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民国2年(1913年)年7月，孙中山等发动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坚决主张联络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9月，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9人，将谭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他再次被逃亡日本，隐居在九州福冈县，更名为林泉逸。在这里，写有带自传性质的《石叟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辛亥革命史料。虽远在异国，仍关心讨袁大计。民国4年，致电蔡锷“直抵燕云，以诛元凶”。并往返于南洋、新加坡等地，筹款和组织力量，积极开展反袁斗争。民国5年6月回沪养病。6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他积极联络党人，坚持维护南京临时政府《约法》。

民国9年农历三月初六(1920年4月24日)，在沪病逝，终年60岁，孙中山为其治丧，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题其遗像“青霞奇御”，归葬于新化县文田镇茅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