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本栋，字亚栋，蒙古族，1902年7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

其先祖系色目人。元代四大诗人之一萨都拉，曾官至南台侍御史，泰定帝铁木儿钦赐其姓萨。此为萨氏家族立姓之始。其孙萨仲礼是癸酉年（1333）进士，官至福建行中书省检校，举家由雁门迁福州，子孙繁衍渐成望族。萨本栋是萨仲礼的第十七代孙 。

萨本栋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校。

1922年，萨本栋赴美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24年获工学士学位。

1924年入麻省伍斯特（Worcester）工学院，翌年获电机工程学士。旋即转习物理，于192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美学生中之佼佼者。

1927—1928年，萨本栋应聘为伍斯特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在这期间，萨本栋先后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Trans．AIEE）上发表了《关于空气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统的非平衡因素》两篇论文，二十五六岁就已经蜚声学术界了。

1928年，萨本栋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聘请回国任物理学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电磁学、无线电物理，及研究院课程向量与电路论，并从事电路和无线电方面的科研工作。他认真教学、自编教材，数年间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及《普通物理学实验》，先后于1933年和1936年出版。这两部书是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此书一问世便被各大学选用，获得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

1940年该书被教育部正式颁定为大学教材，在国内流行使用10多年。我国当代科学技术专家中不少人在年轻时都学习过此套教科书，至今谈起来犹感受益匪浅，可见其对我国大学物理教学影响之深。

萨本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9年中，在研究电路、电机工程以及真空管性能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的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先后撰写了10多篇论文，深得物理学界前辈的

推崇，并由此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

1935年9月，萨本栋应邀为美国俄亥俄（Ohio）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当时我国科技教育落后倍受西方歧视的情况下，萨本栋被聘为美国大学理工科客座教授，实为难得。

1936年8月，他将讲授的应用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加以总结，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AIEE）随即将这篇论文列为当年冬季会议（1937年1月25日至27日）的讨论课题。会后，经评选，该文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汇进了同类问题的其他研究心得，并加以系统整理，用英文写成一本专著《并矢电路分析》。这是一本新理论杰作，是“数学、物理、电机三角地带”的新著，其理论在电机工程研究中属于新开拓的前沿。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即被选入国际电工丛书，并获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由于萨本栋在电机工程学上的突出成就，他被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接纳为外籍会员。

呕心沥血在闽西山区建设厦门大学 

1937年3月，萨本栋从美国讲学载誉归来，回清华大学任教。其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因经营橡胶失败，资财亏蚀殆尽，遂将其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献给国家。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

1937年7月6日萨本栋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在电机工程上造诣高深、成就卓越且在国内外电机工程界中颇负盛名的萨本栋，于接到赴厦门大学当校长的任命时，曾考虑再三。他从事教学科研多年，原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为了发扬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伟大精神，为了把厦门大学办成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学府，为了家乡福建培育精英人才，他不惜做出牺牲，毅然就任。

萨本栋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他在全面抗战的炮火声中抵达厦门，于7月26日正式上任。不久，战火就燃烧到了祖国东南沿海。8月24日，旅厦日侨开始撤退；9月3日，日本侵略军的炮弹和炸弹就落到了厦门市。地处厦门前沿的厦门大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师生的安全起见，翌日学校暂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英华中学及闽南职业学校的部分校舍上课。重要的图书、仪器、标本等也尽量先移到鼓浪屿。10月间，萨本栋经与有关方面研究后，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便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12月初开始搬迁。是时，福建交通极为不便，从厦门到长汀又关山阻隔。萨本栋周密筹划，妥善安排，抓紧时机，指挥若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师生员工全部安全送达，于1938年1月17日在长汀复课。所有图书、仪器设备也赶在1938年厦门沦陷之前移出。大部运抵长汀，其余暂存鼓浪屿、漳州、龙岩等处，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从楼舍设备一应俱全的厦门校址迁到一无所有的偏僻山城长汀，教学与生活都遇到极大的困难。萨本栋迎难而上。他先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然后在北山之麓等处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他办事极端认真负责，常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边远山区，没有电力。改造的和新建的校舍，白天光线还可以，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只有青油灯闪着如豆的黄光。这给师生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了很多不便。萨本栋是电机工程专家，立即想办法动手解决。他带领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学校分配给他乘坐的专用小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改装成照明发电机，并亲自指挥安装电路、电灯，奋战几昼夜，终于使全校大放光明。同学们莫不欢欣雀跃。

当时萨本栋兼任数理系主任。1938年，数理系只有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各1人，助教3人。为增强教师队伍，原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于1939年应聘来校。后来谢玉铭担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和教务长，协助萨本栋办好厦门大学。

由于厦门大学内迁成功，物理实验仪器十有八九运到长汀，物理实验自始至终正常开设。开始时实验室比较拥挤，仅有普通物理和无线电实验室一、光学实验用暗室一。

1940年初，扩展成普通物理实验室、光学实验室、暗室、仪器室、高等物理实验室及工房（仪器修理室）各一。

图书在内迁中也无甚损失，以后又订购大量中外图书供师生阅览。当时校内学术空气浓厚，数理学会常举办学术报告会，萨本栋曾作过“方（矩）阵在电路上之应用”的报告。校内出版的刊物有10种之多，包括谢玉铭主编的《科学》和《厦大学报》。以后又出版西文版《理工论丛》。

当时国家十分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福建省却没有一个工学院，即使厦门大学也缺乏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萨本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他四面奔波、各方筹措，于1937年，创办了土木工程系（归属于理学院）并暂兼系主任。到1938年，土木工程系学生数达45人，是理学院中学生数最多的系（数理15人，化学28人，生物19人）。1940年，萨本栋又增办了机电工程系，且把理学院扩充成理工学院。1944年，他又筹备航空工程系，为厦门大学于1948年创设工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自1941年至1949年，厦门大学工科各系毕业生数达452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不少毕业生应聘到台湾省工作，为刚从日本占领下回归祖国的台

湾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闽西山区时，师资奇缺。特别是1940年机电系成立时，许多重要课程如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无线电工程等，均由萨本栋亲自讲授。他治学严谨，备课认真，在讲授复杂而枯燥的交流电路时，旁征博引，条理分明，把它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以种种物理及电磁现象为例剖析，务求大家融会贯通，让学生们思想跟他打成一片，步步深入向前探索，渐渐进入问题核心，使学生们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充实而有收获。在内迁长汀期间，萨本栋患了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他就让机电系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讲下去。他还患有风湿症，发作时非常严重，曾经撑着拐杖上课堂讲课，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他的这种自我牺牲、忠于事业的精神，使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

萨本栋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育，特别是语文科。他认为要搞学术研究，除掌握专业知识及本领外，还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他要求学生除能熟练地掌握本国语言外，还要较熟练地掌握一国以上的外语。在萨本栋的倡议下，对学生举行了语文特殊试验（即今考试），分国文及英语两科，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他要求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科学生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他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础理论课，并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为教好理工科基础课而编写的《实用微积分》，受到该校师生的普遍欢迎和各校的采用。在萨本栋的带头示范下，有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级基础课讲台，对提高厦门大学的教学质量起到很好的作用。

萨本栋博学多才而且苦干实干。抗战期间，某些课程师资不足时，他都不辞辛苦地亲临第一线“救急”。他代教

过的课程有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等等。在那艰苦岁月里，他由此又被誉为一个“O型”代课者，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20课时左右，超过专任教授的任课时数。一位校务极其繁忙的大学校长兼任如此之多的课时，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萨本栋不但在工作、教学上“身先士卒”，在廉洁奉公方面更堪称楷模。1937年厦门大学刚改为国立时，“国、省库经费迄未领到”，教职员工资无法照发。为克服困难，萨本栋发出布告，规定预支标准：“（一）校长薪俸按三成五支领；（二）教授及高级职员薪俸在200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领；（三）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及其他职员薪俸在101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领；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领；在50元以下者按全数支领。”其克己奉公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体教职员工。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昔称体育健将标枪名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但由于校部规定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黄淑慎只能当义务指导而不能当正式教师，没有领取薪俸及任何津贴。尽管如此，她上体育课依然非常认真，且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几年如一日。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煊曾写道：“他在厦门大学当了7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

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萨本栋日常生活则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身穿布质中山装，脚着双钱牌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他是校内工友。由于萨本栋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他才敢也才能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军长亲自登门找他，要求让其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严词拒绝，表示欢迎他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门大学学习。国民党海军某部司令也曾写信给他，以其儿子能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萨本栋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们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

经萨本栋言传身教，惨淡经营，厦门大学在长汀时期形成了勤奋、朴实、严谨、和睦的好风气，校务蒸蒸日上，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提高。厦门大学不仅成为祖国东南区唯一最高学府，且为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外宾来校参观者日益增多。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J．李约瑟也曾莅临长汀厦门大学校舍；美国一位地质地理专家参观之后，称赞不止。这些成绩，与校长萨本栋的呕心沥血、竭诚奉献是分不开的。他刚到厦门大学时，还是一个青年学者、网球健将，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仅过了7年，到1944年，才满42岁的萨本栋却因操劳过度而弯腰驼背，显得异常衰老。为纪念萨本栋担任校长8年的巨大功绩，厦门大学于他刚调离后的1946年就设立了“本栋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学习前校长的献身精神，努力钻研、掌握过硬本领以报效祖国。

1945年5月，萨本栋完成在美国讲学任务后，转道赶赴英国，进行短期讲学，受到英国科技界的高度赞誉。

但是，萨本栋在美、英讲学时的心情并不愉快。他身患重病，仍然勉力工作。当时国内战局危急，湘、桂相继失守，国际舆论轻视中国。萨本栋处处感到“在那样环境里，精神的不愉快，远超身体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此，他放弃在美国疗养治病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咬紧牙关，克服重重困难，在做好讲学工作的同时，写成了那本为国争光的好教材，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萨本栋在美国讲学期间，曾三次电函请辞厦门大学校长之职。虽经厦门大学及教育部多方挽留，最后仍以坚辞而获准。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他由伦敦回到重庆，应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领导了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的各项工作；接着，又为在南京建立一个数理中心而四方奔波，到处筹款。他还为物理研究所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在南京九华山附近各建造了一幢房屋。

萨本栋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为了厦门大学“超负荷运转”，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并延误了他的疾病的诊治时机。1948年底，由于病情恶化，赶赴美国治疗，就医于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癌症病房。他在弥留之际还对医生述说他对祖国科技发展的设想，其报效祖国的心情感人至深。他还立下遗嘱：“死后将尸体检验，为研究胃癌、关节炎及其他所有症状，可将身体上的器官及组织，尽照所需分量取出。”其献身精神确实可敬可佩。

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于美国加州医院。是时，他还不满47岁。